2020年11月,《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公布,其中出现了“重视新污染物治理”这一表述。

　　2021年1月,生态环境部部长黄润秋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会议上作报告时也表示,要更加重视新污染物治理,重视新污染物评估治理体系建设。

　　新污染物“新”在哪儿?这一类污染物治理有何难点?今年全国两会上,记者带着这些问题专访了全国政协委员、湖南省生态环境厅副厅长潘碧灵。

　　新污染物从何而来?

　　新污染物又被称为“新型污染物”或“新兴污染物”,这两种称呼曾长期在学界并存,直到“十四五”规划建议才将其统称为“新污染物”。

　　据了解,新污染物一般是指由人类活动造成,在城市污水、地表水、饮用水中被频繁检测出,但因其生产使用历史相对较短或发现危害较晚,尚无法律法规和标准予以规定或规定不完善的污染物。

　　“目前,受关注较多且潜在风险较大的新污染物被分为环境内分泌干扰物(EDCs)、全氟和多氟烷基化合物(PFAS)、药品和个人护理用品(PPCPs)、微塑料等。这里面PPCPs与我们的距离最近,几乎每个人都吃过或注射过抗生素。”潘碧灵说,他此次带来的提案中,有一份便是专门聚焦我国抗生素污染问题日益突出的。

　　抗生素污染现状如何?

　　新污染物通常具有环境持久性、生物累积性和毒性等特性,能在环境中四处迁移,弥散于土壤、水、大气,富集在动植物体内,可能对人体健康和生态环境造成不可逆的损伤。

　　“我国人用抗生素总用量一直居世界‘领先’地位,兽药抗生素近年来在养殖业和畜牧业中也大量使用,我国水体中抗生素的污染问题已日益突出,必须引起国家和民众的高度重视。”潘碧灵不无担忧地说。

　　抗生素的排放对生态环境影响颇大。“目前已经证明,如果抗生素进入地表水系统(河流、湖泊和近海等),会对水生生物产生不利效应。如对藻类生长和光合作用、大型溞生长和繁殖能力等方面产生一定的抑制和干扰。”潘碧灵说。

　　更重要的是,抗生素及其残留引起的细菌耐药性问题已成国际难题,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21世纪人类面临最严峻的问题之一。

　　治理难点在哪里?

　　抗生素面临的形势反映了所有新污染物治理的难点:首先,缺乏对污染现状的全面调查,有毒有害化学物底数不清;其次,相关的科学研究还比较薄弱,新监测方法应用较少。

　　另一个制约新污染物治理的因素是技术,“污染后治理”的成本极高,也缺乏有效的去除技术。

　　抗生素更是如此。潘碧灵表示,目前我国各类污水排放标准中都没有抗生素的排放标准和要求。

　　“这背后有对药企、养殖畜牧业、医疗机构等抗生素相关的重点行业污水中抗生素排放不够重视,监管不到位的问题。”潘碧灵认为。

　　此外,居民生活污水也是抗生素的来源之一,“我们都吃过抗生素,当这些药品过期了,你会怎么做?”潘碧灵说,“大部分人都是直接将不用或过期的抗生素丢弃到环境中,未经处理,最终进入水体。”

　　亟待开展哪些工作?

　　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推动生态环境高水平保护,新污染物治理不能缺席。近期,生态环境部固体废物与化学品司联合清华大学环境学院,着手开展包括抗生素在内的新污染物治理。

　　“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长江流域抗生素污染可能会进一步加剧,急需采取行动。”潘碧灵建议,当务之急是政府要加强对医疗机构和养殖业使用抗生素的管理。健全法规体系,完善标准体系。推动《水污染防治法》的修订,增加抗生素污染物防治条款。

　　同时,加强抗生素污染防治制度建设。健全抗生素使用登记,对主要排放行业如医药和畜禽养殖业加强监管,检查、整改、验收,每一个环节都要做到位。尽快制定污水抗生素排放标准,完善抗生素生态风险评价,设定抗生素排放限值。

　　此外,推广先进有效的治理技术。固相萃取—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是目前国际认可的水中抗生素的定量检测方法。光催化技术能使水体中抗生素降解为低毒或者无毒的小分子物质,甚至直接降解为二氧化碳和水。“建议在医疗行业先行先试,推广先进有效的治理技术,控制抗生素污染排放的主要源头。”潘碧灵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