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法启动再审，针对本案的法律难点，给出明确的态度，释放明确的信号，无疑将加速公平正义的到来，给环境公益诉讼树立一个参照模板。

　　 ▲“自然之友”“中国绿发会”与常隆公司、常宇公司、华达公司环境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二审现场。图片来源：江苏高院

　　 5月6日，记者从中国绿发会获悉，该组织已收到最高人民法院下发的民事裁定书，决定提审“常州毒地案”。此前，一审判决原告“中国绿发会”及“自然之友”败诉，后二审虽支持部分诉讼请求，但原告仍以事实调查不清，适用法律错误，向最高人民法院申请再审。

　　 2016年发生的常州市“外国语学校毒地案”，可谓一波三折。一审判决，驳回环保组织的全部诉讼请求，要求两原告负担189万余元的诉讼费，引起舆论的轩然大波。

　　 二审虽然终结了“天价诉讼费”，改判3家污染企业道歉，但继续驳回环保公益组织关于消除污染影响、恢复生态的核心诉讼请求，让环保组织赢了面子，输了里子。

　　 这样一个环境公益诉讼案例，不仅让环保组织很受伤，也不符合公众的期待。明明污染者已经认定，污染责任也已确定，可污染企业却无须拿钱治污，为之前的污染买单。

　　 常州毒地案所造成的具体污染危害，至今也是一笔糊涂账。这样的结果显然背离的法律的初衷。

　　 这起案件中的核心问题，是当地政府收储土地的污染治理，是不是应该落实“谁污染谁治理”的法律原则，污染企业是不是可以“形式上担责，实质上免责”，这个问题必须厘清，否则将给污染治理和环境公益诉讼释放混乱的信号。

　　 事实上，早在2018年12月，此案二审宣判后，就曾有法律人士呼吁，“建议两公益组织进一步向江苏高院以至最高院提出再审申请，让污染企业付出应有的代价”。

　　 ▲2016年4月19日，常州外国语学校对面空地上，园林工人正在种树。因多名学生体检指标异常，家长认为此处即为污染源。记者 王嘉宁 摄

　　 如今，最高法院提审“常州毒地案”，不仅体现了司法的担当，对于舆论、业界的关切也是一种回应。更重要的是最高法启动再审，显然将成为此案的重大拐点。

　　 无论是舆论关注度还是此件一波三折的曲折程度，作为一起典型的环境污染个案，“常州毒地案”完整呈现了环境公益诉讼的痛点。

　　 因此，最高法启动再审，针对本案的法律难点，给出明确的态度，释放明确的信号，无疑将加速公平正义的到来，给环境公益诉讼树立一个参照模板。

　　 此外，一个并不复杂的污染个案，从一审、二审到最高法院再审，陷入了漫长的持久战，背后也凸显了环境公益诉讼的困境。

　　 作为生态保护的助推器，环境公益诉讼眼下却呈现一头热、一头冷的遗憾。大多环保组织，对于推动环境公益都有着一腔热情，国内许多重大污染事件中都有他们活跃的身影。

　　 但他们的努力，却往往在地方保护主义面前，败下阵来。此前多起环境公益诉讼中，环保组织屡屡遭遇鉴定贵、取证难、审判难等难题。环境公益诉讼面临各种有形无形的障碍，让环保组织举步维艰。

　　 鉴于此， 此次最高法院提审“常州毒地案”，令人振奋，其示范价值不言而喻。当然，要想真正让环保组织在公益诉讼中挺直腰板，破除地方保护主义，还须进一步破解环境公益诉讼制度支持的缺乏，错案追究的缺位，以及诉讼规则不够完善细化等诸多痛点，最大限度避免人为干扰，把环境公益诉讼的“门槛”降下来。

　　 回到此案本身，此前二审已经要求涉事企业赔礼道歉，但是“污染地块修复支出究竟应由谁来承担”这一问题事关公共利益，容不得一丝含糊。

　　 因此，从最高法的层面回答这一问题，让污染企业付出应有的代价，真正实现此次公益诉讼的目的，不仅更能慰藉人心，也更具标杆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