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导致了非典肺炎和新冠肺炎两场瘟疫流行？

　　　　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在保护野生动物、保护公共健康方面没有实现其应有的目的。正在流行肆虐的新冠肺炎和2003年的非典肺炎让人们把目光聚集到了蝙蝠和果子狸等野生动物身上，虽然科学的定论还没有研究出来，但是这些野生动物本身携带大量病毒，且一旦通过某种途径传播给人类，就会给人类的生命带来致命威胁，这一点已经毋庸置疑。因此野生动物保护问题，特别是人类食用野生动物的话题又再一次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1989年我国就已经制定并实施《野生动物保护法》，2016年又对该法做了一次最新修改，关于野生动物保护的其他法律性文件也制定了不少，但是事实是这些众多的法律法规没有起到应该起到的作用，无论是十七年之前的非典肺炎暴发还是今年的新冠肺炎肆虐，现实都无情地证明了这一点。

　　　　无论什么原因导致了这两场大灾难，毋庸置疑的是我们的法律本身出了问题。法律设计和法律实施都有问题，修法势在必行！

　　　　《野生动物保护法》的法律设计和法律实施出了什么问题？“公众参与”条款弱化致使实践中“公众参与”虚化，这是问题所在。

　　　　“公众参与”条款弱化致使实践中“公众参与”虚化，是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没有达到立法目的的根本原因，是法律设计和法律实施的最大问题。野生动物保护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应该遵循环境保护的基本原则，其中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是环境保护的前提和基础，特别是“公众参与”应该贯穿于法律设计的方方面面，也是保障法律得以准确实施的根本。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律三十年的成败得失已经一再证明了这两项原则的基石作用、根本作用。没有得以充分保障实施的“公众参与”，就没有能够有效实施的法律，试举几点以为证明。

　　　　禁食野生动物是现在大家热议的重点，其实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也有禁食野生动物的规定，只是禁食范围仅限于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很多人指责法律禁食范围过窄，这当然是一个问题，因为蝙蝠、果子狸等这些携带很多威胁公共卫生安全的病毒宿主都没有在禁食范围之内。可是另一方面，我们现有的禁食规定得到执行了吗？食用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事例不是也普遍存在吗！中华穿山甲被列入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之后，数量反而越来越少，几乎到了灭绝的边缘。类似情况不是个例，而是普遍情况。这种范围很窄的禁食规定没有得到有效执行，现实中以“人工繁育”、科学研究为名堂而皇之地就“合法”突破了法律的禁食规定。名为动物人工繁育，甚至名为科学研究，实为野生动物黑色利益链的组成部分。再比如法律禁止广告商和交易平台为非法捕猎野生动物的工具提供广告和交易服务，可是看看我们的电商平台，这些法律明令禁止的捕猎动物工具公开叫卖，环保志愿者无论怎么举报、怎么公证，都解决不了问题。这些已经在法律中明令禁止的行为都能在现实中大行其道，我们只能思考法律设计和法律实施存在的最根本问题是什么。如果找不到根本原因，法律规定的禁食范围再大、法律宗旨写的再科学，都无法解决野生动物保护面临的困境。

　　　　“公众参与”在法律中的规定过于弱化，以至于在实践中没有办法执行，结果就是法律中很多规定在没有得到执行时无人能够监督制约义务人，过度弱化的“公众参与”条款在实践中被虚化了。野生动物非法狩猎、名为繁育实为交易、网络平台公开售卖禁止的捕猎工具、以食用为目的野生动物非法交易市场遍布各地等等违法乱象，一直被众多环保志愿者不停举报，有的志愿者甚至因此而被打伤，但是他们的权利却得不到有效保护，野生动物黑色利益链经常对他们进行人身攻击。其实，这些环保志愿者也是“吹哨人”，他们也和李文亮医生一样应该被保护，而不是被打压，更不能被人别有用心地动用国家机器随意镇压。举报违法行为的人应该受到法律的明确保护，我们现行的野生动物保护法没有起到这个作用！

　　　　实践经验再次证明，只有依法确保“公众参与”野生动物保护，同时确保公众举报人的人身安全，我们才能把法律规定落到实处，也才能真正保护好野生动物，才能避免SARS、SARI之类的病毒传播肆虐。那些不相信公众（人民群众）、不愿意依靠公众（人民群众）的人，醒醒吧！只依靠官、不依靠民，从来都不可能真正解决问题！牢记党的群众路线吧，“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如果真的是一切为了群众，就会并且也只能一切依靠群众。

　　　　实践中“公众参与”虚化造成的直接后果是对法律实施的监督乏力，加强舆论监督和公众监督才是解决正道。

　　　　修法的重点应该是加强对法律实施的监督，解决监督不力的重点是加强舆论监督和公众监督，切实保障媒体记者和环保志愿者的人身安全和监督权利。

　　　　修法应该有针对性，针对法律的缺陷，补强弱项。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中监督不足或者监督缺位是其突出弱项，无论修法后如何修改立法宗旨、保护范围、扩大禁食范围，此次修法都应该立足于确保法律实施的效果，确保生效的法律条款能够在现实中得到施行。

　　　　改变舆论监督泛化进而虚化的现状，需要特别保障媒体记者依法采访权和媒体依法自由报道权，为此，建议规定如果接到媒体记者对采访权和报道权的投诉，应该提高处理投诉机关的级别至省级机关，每接到一起记者或者媒体的投诉，接到投诉的省级机关都应立即将投诉情况报送同级人大和全国人大备案，同时在本机关和同级人大门户网站上公布投诉详情和处置进展情况。提高处理级别是为了排除地方干扰，这是我们的国情，回避不了；报同级人大和全国人大是为了让立法机关掌握各地对媒体报道干预的全面情况，利于完善立法，同时也是为了督促处理投诉机关快速依法处理投诉。

　　　　对违法行为的任何公民举报都应该在规定时间内作出书面回复，紧急情况下应该先行动再给书面回复，并告知详细的处理结果，以接受社会公众的监督。违法行为发生地和接受举报的机关本地人民政府对举报人的人身安全负有保障义务。

　　　　修法应该重申环保社会组织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和环境民事公益诉讼的权利，这一点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

　　　　鉴于我国野生动物保护面临的严峻形势，在修法时应该再次重申环保社会组织的公益诉讼权利。野生动物保护是环境保护的重要内容，根据《环境保护法》的规定，环保社会组织可以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理所当然环保社会组织可以提起野生动物保护的环境公益诉讼。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环境行政公益诉讼。一直有一种错误认识，当然现实中这种错误认识更多是来自于知错犯错，或者是将错就错，认为我们国家现行法律没有赋予环保社会组织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权利。根据《行政诉讼法》第十二条第2款的规定，和《环境保护法》第五十八条的规定，社会组织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权是有法律依据的，实践中也不断有社会组织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案例出现，只是数量较少；另外，也没有任何法律否定社会组织的这项诉权。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重申环保社会组织的环境行政公益诉讼诉权在野生动物保护领域具有特别突出的现实意义。现行《野生动物保护法》之所以贯彻不力，野生动物携带的病毒之所以一再引起损失惨重的公共卫生事件，危机公共健康安全，行政机关有法不依甚至直接违法、却长期没有监管予以纠正，这是造成法律不能完全实施甚至失效的主要原因。巨大的灾难、一再危机人类生存的瘟疫这些血的教训应该记取，并且应该以法律的形式予以纠正，明确赋予社会组织有针对行政机关的违法行为和不作为提起环境行政公益诉讼的权利。实践证明，党政机关内部的监督虽然不可或缺，但并不能完全解决监督问题，我们不得不承认官官相护的现象仍然普遍存在。要彻底解决监督问题就要紧紧依靠“公众参与”，这也是我们宪法规定的公民对国家机关享有监督权利的具体体现和必然归宿。

　　　　社会组织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优势不可替代。现在法律也赋予了检察机关提起环境公益诉讼的权力，设区的市级人民政府也在党中央和国务院规范文件的支持下从事环境公益诉讼工作，但是实践证明，检察机关和政府机关在从事这项工作时有太多的顾虑和担心，也有太多的制约因素，在目前我国体制现状下，检察机关和政府机关不可能敢于真正“碰硬”，难免“捏软柿子”现象。社会组织就没有这种顾虑，虽然社会组织开展公益诉讼工作也遇到了很多阻力，遭遇很多有意无意的误解、打压、排挤，但是相比于检察机关和政府机关，社会组织的顾虑特别是不在案件发生地注册的社会组织，其顾虑和担心还是少很多，公益诉讼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这几年真正敢于碰硬、敢于做大案件的只有环保社会组织，走在环境公益诉讼探索前列的就是环保社会组织，社会组织环境公益诉讼对推动我国环保事业做出了不可否认的巨大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