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环境报记者王玮

　　7月30日，最高法召开环境资源审判庭成立五周年新闻发布会，通报环资庭成立以来最高法推进环境资源审判工作取得的积极进展。五年来，各级人民法院共受理各类环境资源一审案件1081111件，审结1031443件。

　　在新闻发布会上，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副书记、副院长江必新，环境资源审判庭庭长王旭光，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林玫瑰，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巡视员刘亚平介绍了环境资源审判工作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

　　坚持最严密法治观，审理案件百余万件

　　“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江必新介绍，各级人民法院紧紧围绕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的总体目标，不断加大对大气、水、土壤污染案件的审理力度，严格落实刑事、民事和行政责任，促进环境质量整体改善。

　　“严”字体现在坚持从严惩处。最高法依法严惩非法转移、倾倒、利用和处置危险废物、固体废物，导致大气、水、土壤污染的环境犯罪行为，严格适用缓刑和免予刑事处罚，注重发挥罚金刑的惩罚与补偿作用，加大违法犯罪成本。

　　“严”字体现在坚持源头预防。最高法充分发挥行政诉讼对于预防环境污染的作用。依法支持环境行政监管部门针对未评先建、无证排放等严重环境违法行为采取按日连续处罚等行政处罚措施，以及对造成污染物排放的设施、设备实施查封扣押等行政强制措施，防止存在重大生态环境风险的项目开工建设，把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消灭在源头或者控制在合理范围内。

　　“严”字体现在坚持全面赔偿。污染者除了要依法赔偿人身和财产损害外，如同时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还应承担环境修复责任和赔偿服务功能损失。对于无证排放以及采取暗管、渗井、渗坑、灌注或者篡改、伪造监测数据等逃避监管的方式排放污染物的行为，探索适用能够体现惩罚性赔偿的裁判方法。

　　另外，最高法明确加强长江经济带生态环境司法保障，充分运用司法手段修复受损生态环境，推动长江流域生态环境质量不断改善，助力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还先后制定了关于支持福建、贵州等省加快建设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重大部署的意见。

　　统一裁判标准，五年发布典型案例百余件

　　最高法环资庭成立后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负责牵头指导全国环境资源审判工作。而发布典型案例，就是一种很好的指导方式。

　　王旭光介绍，五年来，最高法从各级法院审理的100余万件环境资源案件中，层层筛选，先后发布15批共135个环境资源典型案例，这些案例浓缩了中国环境资源审判的发展情况。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其中江苏省泰州市环保联合会诉泰兴锦汇化工有限公司等水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徐州市人民检察院诉徐州市鸿顺造纸有限公司水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江苏省人民政府诉海德公司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等，还先后入选年度推动法治进程十大案件。

　　还有很多典型案例都从一个方面推动了中国环境法治进程。

　　在中华环保联合会诉山东德州晶华集团振华有限公司大气污染民事公益诉讼案中，法院明确了污染行为一旦发生，不因环境的自净改善而影响污染者承担修复责任。该案为具有自净能力的环境介质受到污染时损害的认定提供了裁判示范。

　　在新疆临钢资源投资股份有限公司与四川金核矿业有限公司特殊区域合作勘查合同纠纷案中，法院认为，在限制开发和禁止开发区域签订的勘查、开采矿产资源合同，即使已经得到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批准，法院仍应对合同效力进行特别审查，若合同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损害环境公共利益的，应依法认定无效。

　　在刘德生诉胶州市环境保护局环保行政处罚案中，法院认可环境保护主管部门依据行政法规以及地方标准对违法行为“一般”与“较重”阶次的划分标准，尊重并支持行政机关对行政事务的优先判断及处理的权力。

　　此外，最高法还通过出台司法解释、加强调研宣传等方式，统一裁判尺度，确保各级人民法院公正司法。

　　加强部门协调联动，找准司法权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

　　如何准确认识定位司法权在环境治理中的角色？江必新介绍，五年来，最高法指导各级法院不断加强与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以及环境资源保护行政主管部门之间在证据收集认定、司法评估鉴定、工作协调对接等方面的配合。

　　2016年12月，最高法与最高检联合出台《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及与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生态环境部于2019年2月联合发布《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有关问题座谈会纪要》，均明确了环境保护主管部门及其所属监测机构在行政执法过程中收集的监测数据，在刑事诉讼中可以作为证据使用。

　　此外，针对环境行政执法证据在环境民事案件审理过程中是否可以得到认定的问题，最高法《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均规定生态环境主管部门或者其委托的机构在行政执法中形成的事件调查报告、检验报告、检测报告、评估报告、监测数据等，经当事人质证并符合证据标准的，可以作为认定案件事实的根据，明确了行政执法材料在环境侵权及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中的证据效力。助推司法评估鉴定制度。

　　针对环境资源诉讼鉴定难、鉴定贵的问题，最高法也联合其他部门多次发文，就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实行统一登记管理和规范管理环境损害司法鉴定工作作出明确规定。

　　再有，最高法《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明确了人民法院受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后，应当在十日内告知对被告行为负有环境保护监督管理职责的部门，以此促进行政主管部门对污染环境、生态破坏行为及时采取行政措施。

　　完善审判工作机制，创新审判执行方式

　　除了推进专门机构建设（见图），五年来，最高法指导各级法院积极探索以流域等生态系统或者生态功能区为单位的多种方式的集中管辖。

　　第一种是省内集中管辖。江必新介绍，江苏高院以生态功能区为单位在全省范围内设立9家环资庭，集中管辖全省环资一审案件，同时设立南京环境资源法庭，对上述9家法庭上诉的二审案件实行集中管辖。

　　第二种是跨省集中管辖。北京四中院自2017年10月26日起，受理天津相关法院审理的环境保护行政二审案件，迈出跨省级行政区划管辖案件的重要一步。

　　第三种是确定专门法院集中管辖。甘肃省于2017年9月将矿区法院改建为专司环资案件审判的中院，集中管辖全省环资类案件，同时在全省14家基层法院设立环资审判合议庭，形成“甘肃模式”。

　　“通过环境资源审判庭的设立，我们实现了相对集中管辖、跨行政区域管辖，对防止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江必新说。

　　在创新审判执行方式方面，在最高法鼓励下，各级法院充分发挥司法智慧。

　　无锡中院、重庆万州区法院在裁定准许执行环境行政主管部门非诉执行申请的同时发布禁止令，禁止环境污染、生态破坏者实施排污或者破坏生态行为，防止生态环境的污染破坏，避免生态环境损害的扩大。

　　江苏、重庆等地法院探索判令污染者在重新进行环境影响评价以及在环境保护设施验收前不得恢复生产，加大了污染者违法成本，有效防范污染行为再次发生。

　　山东、重庆等高院出台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资金管理办法，在省级层面设立生态环境损害专项资金账户，为落实环境修复责任提供了有力制度保障。

　　出台八个司法解释

　　◆2015年1月，《关于审理环境民事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5年6月，《关于审理环境侵权责任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6年11月，《关于办理非法采矿、破坏性采矿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6年12月，《关于办理环境污染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7年7月，《关于审理矿业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8年1月，《关于审理海洋自然资源与生态环境损害赔偿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

　　◆2018年3月，《关于检察公益诉讼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

　　◆2019年6月，《关于审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