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理的碎片化，思想的碎片化，这是影响我们城市建设最大问题。比如地下空间的开发就是各搞各的，有人防工程，有地铁，还有市政管廊。”

谈起多年治不好的“城市病”，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程泰宁有一肚子话要说。他认为，解决“城市病”确实很难，其中关键问题是，大家都从自己的角度去看问题，“一定要有一个部门来牵头做这件事”。

5月27日，中国工程院重大咨询研究项目《中国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在东南大学举行项目结题评审。潘云鹤、程泰宁、王建国等15位院士为我国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提出了自己的真知灼见。

城市可持续发展不能“单打一”

2015年，联合国正式通过了《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目的是推动全球在15年内实现3个史无前例的目标，其中之一便是：建设包容、安全、有抵御灾害能力和可持续的城市和人类住区。

中国城市在30多年来的发展建设中，经历了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速度最快的建设历程，短短几十年中完成了发达国家几百年的城市发展历程。但是，在粗放式高速发展的匆忙之中，由于缺乏科学有效的城市建设价值体系引导和城市相关学科的整体合作，一系列“城市病”问题也相继出现并日益突出。

程泰宁认为，当前我国的城市建设已经进入从“粗放式”到“品质化”、从支持生产到促进消费，从增量发展到存量更新的转型期。必须分析和总结国内外城市建设的问题与经验，从建立科学与人文并重的、可持续发展价值的体系入手，提出中国城市建设可持续发展的核心战略选择。

中国工程院院士、东南大学教授王建国认为，“城市病”具有非常综合复杂多元的多维度特点。所以，现在研究城市可持续发展，就要形成一个综合性的整体方案，而不再是“单打一”的方式，不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

以城市规划为例，程泰宁院士提出应实行三维立体规划，就是空中的、地面的和地下的规划立体可视，“这方面已经完全成熟，但关键是由哪个部门牵头去做”。

二三线城市建设不能一味求大

当前，我国的城镇化率仍然在快速提高过程中，许多二三线城市正大举扩张，甚至有一些城市制定各种措施推进“抢人大战”。对此，专家们也给出相应看法。

“对二三线城市扩张不要一刀切，有的还可以扩张，有的就要限制。比如一些发展比较滞后的城市，规划建设的非常散，高铁站和高铁新城距离城市很远，有二三十公里，美其名曰点状城市。”程泰宁说道，城市发展不能一味求大。

王建国认为，其实小城市也有“城市病”，城市的规模跟“城市病”的多少不能画等号。

“带动一个地区的发展，不见得一定需要一个特大城市来带动。比如粤港澳大湾区有好几个特大城市，所以我个人认为，所谓一个城市带动周边发展的态势正在淡化，特别是在进入5G高速移动互联网的时代，城市的发展越来越扁平化，呈现出多中心、离散化的特征，今后上班不见得要使用地面交通，很多工作在家就能完成。”王建国说道。

专家们认为，现在是哪里有好风景，哪里就有新经济。在过去，大城市集聚了最多的人才、资源和信息优势，所以很多人必须要依托大城市发展，并且通过大城市、中等城市、小城市再到乡镇农村形成一个金字塔似的体系层层传递。但是现在，金字塔体系正在坍塌，不再强调某一个城市的向心式积聚发展，更多的是强调一个区域的协同，这已成为全世界的共同趋势。

生态文明不能用金钱衡量

“城市病”具有平时累积潜伏，但在某种因素作用下即会一触即发，乃至产生多米诺骨牌的连带负面效应的特性，比如空气和水体污染等生态问题。

“过去，我们把城市建设看成是人造建筑越来越多，财富积累越来越多，空间越来越集聚，城市的效率越来越高，用这样的方式来衡量城市发展程度。”王建国院士认为，未来是生态文明的时代，一定要把人类自己的生存运转和生态环境的支撑能力，甚至要把生物多样性，作为一个等量齐观的问题来考虑。

城市的建设发展，会不同程度的扰动自然界。但专家们也表示，并不能认为自然界原先存在的都是合理的，人类也有对自然界改造、优化的一面，所以在城市建设中，要遵循正向的、自然的规律，去改造调试自然界与人类的关系。

王建国认为，自进入工业化社会以来，经济建设和城市发展都存在着经济价值的唯一取向，“也就是说，所有的东西我们都会算出它的成本是多少，它的价钱是多少，但自然的东西是没有办法用价钱来衡量的，空气和阳光，你说怎么用经济来衡量它？”

“人类命运共同体不是说只有人类，还有其他的生物。所以说，金山银山不如绿水青山，我们今天强调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这样我们的城市建设才能够可持续发展。”王建国说道。（张晔）